1950年11月，祝子清跟随所在部队180师来到朝鲜，“国家有需要了，我就要上。”

刚到没多久，部队派他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回国参加炮兵训练。1951年5月，学业结束的祝子清被重新派往朝鲜，在去往前线的路上，祝子清偶遇了之前连队的教导员。“教导员见到我就哭了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我们180师的战友们全都牺牲了。”

抗美援朝期间，郝成秀是军委炮14师6团的一名炮兵战士。

敌人一轮轮炮弹如下雨一般向阵地“倾泻”而来，没来得及躲避的郝成秀被流弹击中腰部昏了过去，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了野战医院。而没等伤病痊愈，郝成秀就申请重新回到连队，“因为有规定拄拐杖不能出院，我就偷偷的把拐杖扔了，忍着疼走了十几里路回到部队。”

1951年，张平随部队来到朝鲜，担任营部通讯班长。因为要把上级的指令传达给各个作战单位，通讯班战士的职责就是穿梭在枪林弹雨之间。

1951年12月，张平所在的部队执行一项高岭防守任务，因为连日的大雪，天气格外严寒，张平和其他战士一样，脚上的鞋袜早已冻在了一起，腿脚失去了直觉，手指冻得弯曲到无法拉开枪栓，而身体传来的饥饿更是难以忍受。

抗美援朝期间，陈心凯是铁道工程十一师后勤处医务室的一名军医助理，妻子张岚是师司令部的文化教员。

谈起过去的峥嵘岁月，陈心凯、张岚夫妇说他们“今生无悔上战场”，“那时候虽然每天都在敌人的空袭中度日，永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，但是为了祖国，为了身后的父老乡亲，总要有人冒着危险向前进，而时代选择了我们这些人，我们也无怨无悔。”

1951年入朝后，巴流海以运输兵的身份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安东机务段工作。

“保障物资运输是我们当时的使命。顶着枪林弹雨，经常面对生死考验。但我们不怕死，怕物资没有按时运到。”说起抗美援朝往事，巴流海依然表情坚毅。

1951年9月，岳旭升跟随部队赴朝参战，担任十六军四十师侦察参谋。

“当时，无论战士还是军官，都背着武器和炒熟的小米，负重八九十斤步行蹚水渡过工兵搭建的浮桥进入朝鲜。”岳旭升回忆，当时部队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，美军有飞机大炮，经常能听到敌机在头顶飞过，可是战士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去战斗。

龚天倪，1952年12月入朝参战，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2师5团炮兵连文化教员。

“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与全国人民同心，与国家同在，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，那一刻，我更懂得了生死对一个人的意义，这也是我现在心胸阔大、乐观生活的缘由。”龚天倪老人谈起入朝参战的感受，激动地对记者说。

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到第三阶段，金城战役打响了。陈兰君作为野战医生跟随战友们冲锋在江原道一线战场。

“这场战役太惨烈了，我的左眼被炸瞎，头部、胳膊、胸椎多处骨折。我从战场上被带回祖国医治。等我伤好了，再去朝鲜，多方打听黄毅已经下落不明。”陈兰君说，战友可能牺牲在朝鲜战场，不知道埋骨何方。

“漫山遍野都是雪，一走脚就冻得没知觉了，就连睡觉都在雪地里。那时候美军拥有制空权，有飞机支援，时常来轰炸，为了不被发现只有靠夜晚行军，那时候就想着把侵略者赶出朝鲜，大家早点凯旋。”李俊民老人回忆道。

桂建和当时是通信兵，主要任务就是接受上级的命令，并将口令往排、班送信传达。那时候没有报话机，传信息、命令全靠嘴说，靠两条腿跑，在战壕里，传信息不能跑，只能走着。

“信一来，哪怕下炮弹、下刀子，你也得去，下雪了踩着雪走，有时候雪能到大腿的位置。”桂建和说，当时心里就没有感到怕，不知道怕是啥，只想着，怎样把信息传达好、传达到，让中国志愿军打胜仗。